愧对爱因斯坦

　

      最近，由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市城雕委办公室联合制作的爱因斯坦雕塑头像在上海城市雕塑中心落成。爱因斯坦与上海有特殊的情结。20世纪20年代初他应邀赴日本讲学，两次途经上海。第一次他是在1922年11月13日上午到上海，逗留不到一天，于第二天凌晨离去。第二次他是在同年12月31日上午抵上海，次日（1923年1月1日）下午在工部局礼堂讲演相对论，第三天上午离开。爱因斯坦来上海，加速了相对论在中国的传播。

     著名雕塑家唐世储历经了两年的构思，他设计和塑造的爱因斯坦头像既形似、更神似，惟妙惟肖体现了“爱氏”特点：充满智慧的大脑、琢磨不定的目光和意味深长的微笑。瞻仰伟人的雕像，我们除怀有深深的敬意外，也当感到愧疚。

      爱因斯坦途经上海已过去了84年，自他在1905年创立狭义相对论、1916年创立广义相对论分别过去了103年和92年。相对论，尤其是狭义相对论的一些知识，诸如运动的尺变短，运动的钟变慢，质量与能量的相当性等，在今天都几乎成为常识了。然而，我们中间有多少人知晓这些常识呢？笔者在某大学任教，每当问起大学生爱因斯坦是何许人，他在科学上有哪些贡献，他的科学成就对人类思想产生了什么影响等问题时，不少人是一脸的茫然。

     爱因斯坦未曾料到，他在上海竟会遭到非难。在十年动乱中，某些人操纵的“上海理科大批判写作组”在《自然辩证法杂志》和《复旦学报》上连篇累牍发表文章批爱因斯坦的物质观、运动观和时空观，说相对论是“相对主义的真理观、形而上学的宇宙观和神秘主义的方法论”，把他说成是“20世纪以来自然科学领域中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自觉充当资产阶级恶毒攻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喉舌’”，云云。今天我们重读这些批判文章，会感到羞愧、耻辱和罪恶。动乱结束后，人们很轻松把责任推到了某些人的头上，但当时充当喉舌和传声筒的杂志和学报，那些自觉或不自觉充当打手和帮凶的所谓的“学者”“文人”，我们却鲜见有进行反省和做公开检讨的。

     爱因斯坦在上海，以其犀利的眼光看出了中国社会的黑暗，表示了对中国劳动者的深度同情，他曾在日记中写道，中国人是“淳朴的劳动者，他们在劳动着，在呻吟着”；中华民族是“地球上最贫困的民族”，又是“顽强的民族”。爱因斯坦以后不曾间断过对中国的关注。在中国抗战期间，他对日本的侵略行径表示了极大愤慨，他和罗素等人在英国发表联合宣言，呼吁世界各国抵制日货以援助中国，又在美国发起成立援助中国委员会，发动援华捐款，表现了一个科学家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比照爱因斯坦，我们感到痛心的是，当前一些科学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在淡漠，科学道德水准在滑坡。他们置国家和民族的名誉于脑后，为追逐个人名利，心态浮躁，弄虚作假，投机取巧，科学失范和不端行为时有发生，学术腐败现象屡见不鲜，圣洁的科学殿堂被玷污，学术界不复往日的清静和淡泊。

      爱因斯坦是20世纪杰出的自然科学家，科学革命的旗手，热心于社会正义与和平的社会活动家。一个多世纪以来，他一直是人们崇拜的偶像和学习的榜样。我们面对崇高的偶像，怀有敬重感和愧疚感，能净化心灵、陶冶情操和提升思想境界。在上海为爱因斯坦树碑立像是中德双方共同发起的“国际科学文化名人与上海”系列活动的一项内容。笔者以为，把爱因斯坦称为“科学文化名人”要比以往称他为“理论物理学家”更合适。他所创立的包括相对论在内的不朽的科学理论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他的理论建立起新的世界图景，改变了人类的宇宙观，凝练出崭新的科学思想；他在构建理论的过程中体现了革新精神、求真求实的精神和臻美的精神；他奉行公有主义、不谋私利主义、有条理的怀疑主义的科学行为规范，具有高尚的品质和伟大的人格，这些都是科学文化的精髓。我们相信，在上海的“海派文化”中融入“爱氏”科学文化，将加速上海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进程。